无忧论文网
当前位置: 无忧论文网 > 管理科学论文 > 管理论文 > 信用管理论文 > 西方社会信用伦理基础和对中国信用文化建设之问题思考
点击提交论文指导需求
高薪诚聘老师
西方社会信用伦理基础和对中国信用文化建设之问题思考
时间:2011-01-23 浏览次数:964次 无忧论文网
点击这里在线咨询我
论西方社会信用的伦理基础及其对我国信用文化建设的思考
吴建华
 内容提要:本文以西方文化的发展为线索,对西方信用制度的伦理基础进行梳理,从而揭示西方信用制度建立的三大伦理支柱:宗教基础、哲学基础和经济伦理基础。
 关键词:西方  信用制度  伦理
 近几年来,国内学者对国外信用机制研究的成果颇丰,介绍的文章也很多,但对国外信用机制赖以建立的思想理论基础的研究和梳理却相对欠缺。本文试图以西方文化的发展为背景,来考察西方信用制度建立的伦理基础,这不仅使我们对西方的信用文明有更深刻的理解,也为我国信用文化建设提供可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西方信用制度的宗教伦理基础
 西方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宗教的社会,宗教伦理是西方信用伦理的一个重要源泉。
 1、《圣经》的盟约道德。《旧约》是西方信用伦理的最早源泉。根据《旧约》记载,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与他的神耶和华之间的立下盟约:耶和华保证亚伯拉罕的子民繁荣昌盛,而亚伯拉罕保证他的后裔只信奉耶和华为唯一的真神;如果犹太民族和他们的领导者不能充分依据立约而生活,那么耶和华所保证的赐福也将收回,他们的国家也将遭受灭顶之灾。[1] 亚伯拉罕与上帝之间的许诺奠定了西方契约论的基础,即通过一种协约,双方正式承诺对彼此的忠诚。这也开创了被西方哲学家称为“道德一神教”的宗教传统。
 最早把盟约道德与商业信用联系在一起的是以色列的先知阿摩司,他认为市场贸易应像其他所有的人类活动一样反映上帝的公正和仁慈,欺诈等不公正的商贸行为是对盟约规则的侵犯,是对神的意志的违背,上帝将会惩罚行此不义之人。[2]在《新约》中,耶稣不仅通过许多的比喻和寓言来肯定这种信用道德,并且把盟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化。《旧约》认为人神之约是神与犹太民族之间的盟约,而耶稣则强调上帝是全人类的上帝,他会救赎所有的人,人神之约不仅适用于犹太人,而且适用于全人类,因此盟约道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
 从上可以看出,《圣经》的盟约道德是通过神的惩罚来维系商业信用的,这种出于对上帝信仰的精神威慑力,对于一个信仰宗教的社会来说无疑是强大的。
 2、中世纪的神学信用伦理。进入中世纪后,面对各种复杂挑战,基督教神学家开始从古希腊哲学里寻找道德智慧的力量,并逐渐将这一理论与《圣经》的信仰糅合在一起,托马斯·阿奎那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阿奎那强烈谴责价格欺骗,因为它损害了交换公平的原则。他认为商业交换主要考虑的应是物品的均等,而物品的均等是用它的价格来衡量的。如果一个人按照高于物品所值的价格出卖该物品,在道德上是应该否定的。他明确指出:“为了达到高于公正价格的价格而出卖物品的特殊目的所进行的欺骗行径,是完全有罪的。”[3]
托马斯·阿奎那不仅反对价格欺骗,也反对在商品的质量和数量方面的欺骗。他说,如果一个人在出售物品时缺斤少两,他就是从事非法销售;如果一个人有意以次充好,他就是进行欺骗行为;如果一个人故意销售有缺陷的物品,他就是在干骗人的勾当。因此,卖方应有义务说明所售商品中所隐含的缺陷,否则这缺陷一旦被发现,买方有权获得补偿。
 从阿奎那对商业欺骗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实际上已触及到了市场贸易的本质:交易双方追求各自利益中的平等与自由。他的这一观点可以说是现代商业道德和商业信用思想的萌芽。
 3、宗教改革的新教伦理。加尔文是新教改革的缔造者,他的创新之处]
 是赋予了世俗职业的神学意义。他认为一个人的世俗活动可以证明他的信仰,行善对于救赎来说是必须的。那么,什么是行善呢?加尔文认为,作为一名基督徒积极从事他的世俗职业,就是响应神的召唤和荣耀上帝的恩宠。如工人每天的生产劳动是一种天职,雇主的商业活动也是一种天职。“清教徒的天职,是一种善的行为,也是获得上帝恩宠的唯一手段。”[4]
 这样,加尔文从人们的世俗工作发现了宗教的意义。诚然,加尔文和他的信徒们并不热衷于经济改革,但实际上他们所从事的宗教和道德改革却带来了经济结果。新教的天职观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正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
 加尔文不仅赋予了人类工作的神学意义,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动力系统,而且他所倡导的宗教禁欲主义力量使人们自发地形成了一套与经济活动相适应的伦理标准:勤劳、俭朴、诚实、守信和尊重法律等,这就是著名的新教伦理。韦伯十分重视新教伦理在维护和均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大作用,认为它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控制系统,是市场经济的缓冲器,是世俗理性的解毒剂。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有机统一,才构成了稳定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5]
 二、西方信用制度的哲学基础
 1、古希腊哲学传统。古希腊哲学思想是早期西方信用伦理的另一重要源泉。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也是西方古代伦理学的奠基人。他系统地论述了社会公正问题。
 亚里士多德将公正分为分配的公正和交换的公正。他认为分配的公正是君主法定者的特权,即君主根据个人的社会地位来分配公众财物。与分配的公正相比,交换公正则是支配私人交换和市场贸易的准则。所谓交换公正,亚里士多德认为应体现以下原则:(1)平等原则,即交换是等量交换。他说,“当双方还保持着他们自己的产品的时候,而不是在已经发生交换之后,必须把交换的条件归纳成用数字表示的比例,否则双方中的一方将试图争取优势,以少量换取多量,数字比例确定以后,双方就可以进行公正的联系,否则两者之间是不可能建立恰当的平衡关系的。”[6](2)自由原则,即交换是自由条件下进行。如果两个地位大致相同的个人,在充分了解所交换商品的价值的前提下,自由地进行交换,这种交换则被认为是公平的;相反,如果在强制(如抢夺、勒索、偷窃)和欺骗(如诈取)的基础之上占有别人财产则是不公正的。(3)理性原则,即要求交换双方都处于理性状态下进行交换。他举例说,如果趁人在非理性的状态下,如当邻人醉酒、神志不清或幼稚无知而不能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理智的行动之时,去获取他的财物,这种行径则是不公正的。
 总之,公正交换是贸易双方根据自己的利益,在完全自由和理性的条件下进行的平等交换,只有公正的交换,才合乎自然秩序,符合道德正义。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把商贸经济活动与道德伦理联系在一起,并把公正、诚信作为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伦理原则,他的思想在今天看来还是很深刻的。
 2、近代社会契约论。文艺复兴之后,以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为代表的哲学家,从人性论和自然法的角度出发,用契约论来构建国家政治理论,并阐明了政府守信于民的思想。
 霍布斯认为在国家出现以前,毕业论文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本性而生活,每个人都要实现自己占有一切的“自然权利”,从而导致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使人们生活在“不断的恐惧、暴死的危险以及人性的孤寂、贫穷和匮乏”的状态之中。为了摆脱战争和保存自己,人们必须遵守共同的生活规则,即“自然法”。但人性是自私的,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公共权利,“自然法”无法维护,于是人们通过相互契约的形式,放弃各自的自然权利,把大家的权利交给一个人,或者由一些人组成的议会,这样就把无数的人格变成单一的人格,把群众的意志变成单一的意志,如此联合在一个人格里的人群,就叫做“国家”。[7]
洛克也认为,国家是人们共同制定契约的结果,与霍布斯不同的是,霍布斯认为君主站在契约之上,不受契约的限制,而洛克则认为,政府在契约之下,政府的权利范围只能以契约规定为限,不能有超越契约之外的特权,政府必须遵守契约,取信于民。卢梭在契约论的基础上,引申出“主权在民”的思想,他认为既然国家是人民契约的产物,人民是契约的当事人,那么国家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人民是政治的源泉,如果政府不能按照人们的委托行事,契约可取消,政府可推翻。
 今天看来,契约论中所体现的信用原则和民主精神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和深远影响,在理论上它为现代经济学家对信用的研究提供了哲学基础;在现实中,它使契约要求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推动了西方信用文明和信用社会的形成。
 三、西方信用制度的经济伦理基础
 18和19世纪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信用被广泛地应用经济交往过程中,也赋予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内涵,其内容远远超出了道德伦理的范畴。由于近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对信用的界定和理解有所不同,因而对信用的认识和评价也分歧很大。现以他们对信用功能的评价为区分标准,归纳出以下几种较为典型和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式。
 1、 社会法则论
 休谟从人类的利已主义本能出发,提出守信是社会的自然法则。他认为,在商品经济社会里,不论人们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愿望,也不论是人们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交往,都必须接受和承认某些基本自然法则,他把这些自然规则分为三种,“即稳定财物占有法则,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法则,履行许诺的法则。”他还强调这些法则的重要性:“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安全完全依靠于那三条法则的严格遵守,而且在这些法则遭到忽视的地方,人们也不可能建立良好的交往关系。”[8]
 休谟的自然法则论为古典经济学家所发展。亚当·斯密从“经济人”的假设出发,认为市场中经济人的行为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样其他人也是经济人,也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这样,如果每个人都不受约束地追求自身的利益,其结果就适得其反,谁也无法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经济人在社会交往中,在市场“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逐渐学会和选择诚实守信的策略去谋求自身的利益,结果取得双赢的效果:既达到了自身的利益目标,也使对方获得了利益,进而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恪守信用是经济人在利益动机驱动下作出的理性选择。新古典学派的马歇尔进一步认为,信用原则不仅是经济人实现经济利益的理性选择,而且是其追精神利益的内在要求,人们只有以合法守信的手段去取得个人利益时,才能使自己获得心理满足和精神慰藉。
2、交换媒介论
 最早提出信用媒介论的是古典经济学派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等经济学家,他们认为,信用(主要是指银行信用)是现代交换过程中的流通工具,信用不能创造价值,只是实现价值转移,它也不能增加资本,只是代替资本的流通,因此,它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或资本转移的手段。
 信用虽然不等于实际资本,但信用在生产和流通领域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一,信用节约流通时间,加速商品流通和资本循环速度。第二,信用减少货币量,降低交易成本。第三,信用可以加大资本的集中。通过信用,可以使企业家把藏在身边以备万一的最小额资本,全都用在生产的用途上,信用的增加就等于资本的扩张。因此,“信用既为使一国资本全部成为生产性资本所不可缺少的,又是使一国的产业能力更好地用于生产目的的手段。”[9]
 3、财富创造论
 以约翰·劳、亨利·桑顿、麦克劳德为代表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则主张以信用货币全面代替金属货币,提出了著名的信用创造论。约翰·劳是信用创造论的最早倡导者,他说:“信用是必要的,也是有用的。信用量的增加与货币量的增加有同样的效果,即它同样能产出财富,兴盛商业。” [10]
 麦克劳德是近代创造论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对信用为何能创造财富作了系统的论证:(1)信用是货币。他认为货币的本质不过是在生产和流通中充当一种媒介和符号,信用能与货币一样参与商品的生产和循环,各种流通信用与货币有同样的效用。因此,信用从其效用来说就是货币。(2)信用是资本。信用从其效用来说相当于货币,它也就与货币一样具有交换性或购买力,当这种购买力用来购买劳动和商品时,它也就成了一种生产资本。他说:“流通信用与货币有同样的效用,两者可用于流通已经存在的商品,并促使新产品形成。所以信用与货币在同样方法下和同一意义上用作生产资本。”[11](3)信用创造利润。既然信用是一种生产资本,那它必将以创造生产利润为目的,并在商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中产生经济效益和带来利润。因此,麦克劳德认为信用是一种能够增值的经济量,是一种能够带来利润效用的资本。
 今天,“诚实是最好的策略”、“信用就是金钱”、“信用就是财富”等价值观念在西方社会已得到普遍的认同,信用伦理也得以不断的巩固和发展,这为西方社会的信用法制建设和经济领域中信用机制的建立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对我国信用伦理建设的启示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发现,西方国家维系社会信用既离不开法律、制度等各种外在刚性原则,也离不开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内在的精神因素。因此,在建设信用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切不可忽视隐含在其后、更深层次地影响人们交易行为的伦理道德问题。那么,怎样构建新时期的信用伦理呢?笔者认为,关键是实现传统信用伦理向现代信用伦理的转型。
 第一,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美德。如前所述,西方现代信用伦理是在传统哲学和宗教伦理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今天的西方信用文明,不仅是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产物,也是西方社会深厚的思想文化长期积淀和哺育的必然结果。同样,我们培育新时代的信用伦理道德,不能抛开和摆脱传统信用伦理的纽带,只能继承和吸收我国传统的信用伦理思想,并对它进行重新梳理、解释、阐发和创新,为现代信用伦理建设提供有益的道德文化资源。
 第二,实现传统信用伦理向现代信用伦理的转型。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传统的信用伦理建立在自然经济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建家族伦理文化之上,在实际交往中人们很难超越血缘关系和个人情感的局限而建立普遍信任。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商品交换和人与人的交往都已超出了家庭、地域、民族甚至国家的界限,要求人们建立起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利益关系和契约关系为纽带的普遍信任。可见,传统的信用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又有相冲突的一面,我们必须改造传统的信用伦理,积极吸收西方信用伦理的有益成份,注入平等竞争、互惠互利、责权统一、尊重法律等现代精神,使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实现信用伦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第三,在先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实现信用伦理的转化。当前,我们正在“三个代表”的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所谓先进文化,应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遵守契约、诚实守信应是先进文化的重要内涵。在打造信用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以先进文化建设为契机和动力,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依托,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和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在全社会大力倡导信用文化,确立起遵守法制、明礼诚信、恪守信用等现代价值理理念,在先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实现传统信用伦理向现代信用伦理的转化。
 
 参考文献:
 [1]《创世纪》17:1—21
 [2]《阿摩司书》8:4—8
 [3][6]A.E门罗编:《早期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5、26页。
 [4]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0页。
 [5]房宁:《当代中国的新政治哲学》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
 [7]冒从虎等主编:《欧洲哲学史》毕业论文(上卷),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3页。
 [8]休谟:《人性论》(下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66页。
 [9]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2页。
 [10][11] 孙智英:《信用问题的经济学分析》,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87、88页。
 
 本文发表于《四川省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并获省委党校系统理论研讨会三等奖。       
关于我们 | 老师招聘 | 版权声明 | 联系我们 | 付款方式 | 返回顶部 | 

COPYRIGHT ©2001 - 2013 51LUNWEN.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免责声明】:本网站所提供的信息资源如有侵权、违规,请及时告知
无忧论文网提供毕业论文指导 硕士论文指导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