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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书是一种民间文书档案
时间:2011-01-23 浏览次数:1255次 无忧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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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学术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统一的关于徽州文书统计计量的标准 ,而这却是徽州文书整理工作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对已发现的徽州文书 ,应以其形成和留存方式的内容完整性与独立物理存在性为计量标准确定的基础 ,由之 ,确定以“ 份 ” 和“ 部 ” 为基本计量单位。其中 ,“份 ” 的概念多运用于以页、 张等形式存在的文书;而“ 部 ” 的概念多运用于以卷、 册等形式存在的文书。 

    徽州文书作为一种民间文书档案 ,目前已发现的数量甚巨。 [ 1 ] 
    它们中已有少数得到了整理 ,①却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关于徽州文书统计计量的标准 ,而这却是徽州文书整理工作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本文仅就此问题略作探讨 ,提一点意见。学术界到目前为止 ,直接论述徽州文书统计计量标准问题的文献较少 ,仅笔者所见 ,主要是两处。一处是出现在严桂夫主编《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 》 一书的“徽州历史档案总论 ” 中 ,认为应以“ 页 ” 为计量单位 ,一页为一件 ,成册的文书 ,只要每页的内容相对独立 ,每页就为每一件;指出“以内容相对独立原则进行基本数字统计 ,鱼鳞图册、 弓口册、 田亩清册由于有散页不成册者,从其内容均为地域田亩情况记载考虑 ,单独利用价值较高 ,故以一页为一件计 ,其他如册、 卷、 轴、 张等载体形式均以件计 ” 。 [ 2 ] 
    这样 ,一本鱼鳞图册 ,如果它有 50页 ,则就是 50件 , 100页就是 100件;休宁县档案馆收藏有鱼鳞图册 4158卷 , 8万多页 ,因此就是 8万多件。依照这样的标准 ,《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 》 一书推算出“ 徽州历史档案现存总数目不下于 13万件 ” ,其中“安徽省各级档案馆保存有 9万多件 ,黄山市博物馆藏有 3万多件 ,南京大学历史系保存有 4453件 ,再加上其他收藏单位的档案数量 ” 。 
    [ 2 ]这里 ,我们且不去讨论其所得的“ 徽州历史档案现存总数目不下于 13万件 ” 的推算是否准确 ,就其提出的徽州文书数量计算的计量标准本身看 ,其一 ,确定“ 以内容相对独立原则进行基本数字统计 ” ,这里的“内容相对独立原则 ” 的概念是模糊的 ,它没有得到界定。 
    其二,如果仅仅确定每页的内容相对独立 ,就以每页为每一件 ,则下列三种情况无法解决:一是某页内容不完整 ,但却是历史遗存唯一的一件 ,它算不算一件文书;二是某一完整的内容却是由大于一页的载体承载 ,则如何计算;三是某页相对独立的内容大于一 ,则又如何计算。历史上的文书形成者不可能为追求形式的完整性而一味地追求某张、 某页在内容上的独立性包括相对独立性;同时 ,客观条件及社会因素的影响也往往不能决定某一独立内容一定是会承载在某张、 某页的文书上。更何况 ,徽州文书还有着一个历史保存的问题。所以 ,仅仅以“ 内容相对独立 ” 这一个原则来进行徽州文书的统计计量 ,有片面性的嫌疑。
    实际的情况也正是这样。如一份粘尾的赤契 ,正契和契尾本来应是内在连成一体的 ,两者不可分 ,但仅仅从表象上看 ,正契和契尾又仿佛是相对独立的 ,他们到底是算一件还是算两件 ? 若仅仅依“ 内容独立 ” 的原则 ,应是算两件 ,但这就违反了文书本身的意义;算一件又不符合文书统计的计量原则。我们到底是尊重文书本身还是要削足适履地一味依照人为规定的“ 原则 ” ? 至于具体到鱼鳞图册、 弓口册、 田亩清册等以每页为每件计则更没有根据。 
    它们原本就是成册的 ,上、 下页之间在内容上本身就存在关联 ,怎么能单页独立、 每一页为每一件 ? 因此 ,笔者认为 ,《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 》 一书中的关于徽州文书统计计量的方法是难以被普遍接受的 ,它应得到必要的修正。 
    另一处是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周绍泉《徽州文书与徽学 》 一文中。它提到了徽州文书的统计计量问题 ,特别是针对《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 》 一书中的计量标准 ,周先生提出了“ 抄契簿、 租谷簿等 ,是以一本为一件 ,还是以簿中所记每件契约、 租约为一件 ” 的疑问。但周先生的文章始终没有正面解决它 ,而是跳过问题 ,直接得出“ 以被各地图书馆、 博物馆、 档案馆、 大专院校、 科研机关收藏的徽州文书 ,以卷、 册、 张为单位计算 ,恐怕也不下于 20余万件 ” 的结论。 [ 3 ] 
    应该说周先生所理解的“件 ” 的概念 ,在概念的规定上与《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 》 是有所不同的 ,但问题是 ,周先生的论文最终也没有对其“ 件 ” 的概念进行明确界定 ,徽州文书到底以什么样的标准进行统计计量 ,还是不得而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的《徽州文书类目 》 [ 4 ]一书 ,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的徽州文书进行了一件件的目录登记 ,本来是应该要讨论与交代一下其统计计量的标准问题的 ,但遗憾的是 ,对这个问题 ,《徽州文书类目 》 一书避开了 ,我们不清楚他们是依何标准统计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的徽州文书是 14137件的。但从其具体的编辑体例来看 ,它至少是将一册的文书只作为一件计的 ,仅此就不同于《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 》 一书所确定的标准。至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 [ 5 ]的“ 前言 ” 、 美国学者约瑟夫 ·麦克德谟特在《徽州原始资料 — — — 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与经济史的关键 》 、 [ 6 ]日本学者鹤见尚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整理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 [ 7 ]等文中 ,也是用“ 件 ” 的概念计量徽州文书 ,但都没有作具体说明 ,其所运用的“ 件 ” 的概念是抽象既有的。
    笔者认为 ,对文书档案统计计量标准问题的解决 ,首先要有对文书本身性质及特点的具体把握。 
    徽州文书是历史上的徽州人在其具体的生产、 生活、 劳动、 社会交往等过程中 ,为某一个具体的目的而真实形成的原始凭据、 字据和记录 ,产生之后又是作为一种与自己的生产、 生活紧密相关的家庭档案而保存下来 ,至后来 ,又被发现者所发现并收藏。因此 ,形成问题、 留存问题、 发现问题是徽州文书档案计量标准问题的解决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就文书的形成问题看。任何文书都是一种文字记载 ,它都是有一定的文字内容,其内容都应包含着信息 ,而这些信息又一定都具有某种价值和意义的 ,至少是就文书被文书主人一代代地保留至今来说 ,更是如此。
文书最初的产生都是一种有意识和目的的文字操作行为 ,它都是要努力表达和完成某项相对独立性的内容 ,并且这种相对独立的内容一般是在一次文书形成过程中实现的。在这里 ,“一次 ” 的概念是逻辑上的概念 ,而不是时间上的概念。徽州文书一般情况下是在同一时间过程中完成 ,但也存在着历时性 ,最典型的是置产簿 ,有时明代立的置产簿至民国年间还在继续 ,尽管历时几百年 ,但就其是要完成记录自己家族的置产情况来说 ,还是属一次性的逻辑行为。 
    因此 ,内容的相对独立性应该是我们计量文书数量单位首先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其内在蕴涵的是文书内容必须包含有一定的信息量 ,逻辑上应是在一次文书形成过程中完成。 
    这应是一个基本要求或原则。但同时 ,文书的内容是文字所表达的东西 ,它是需要有物质载体的。仅仅就内容而无视其载体来谈对文书的统计计量 ,这既不现实 ,逻辑上也不完整。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我们对文书的统计实际是在对其载体进行统计 ,只有文书载体才具有可统计性 ,而内容一般是无法进行统计的。内容的东西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对它的确认和操作也只能是在精神层面的 ,而文书特别是遗存至今的文书 ,其意义除了内容之外 ,还在于它的物质存在性 ,在于它有着十分具体实在的载体存在 ,文书数量的统计应是针对记载有信息内容的各个文书载体的数量统计 ,内容和载体两者不可或缺。 
    于是 ,这就引申出以下的问题:内容是有量的概念的 ,各个相对独立的内容在文字上数量多少不等 ,如有些收条、 借条、 账单、 字等 ,其文字往往只有十几个字或几十个字 ,而有些合约公约、 分家阄书、 会簿、 收租簿、 置产簿、 讼案等 ,其文字达几百字甚或几千字、 上万字 ,它直接导致的是载体的量的问题 — — —尺寸和形式。就纸质文书而言 ,文字少的内容 ,其载体情况一般比较单一 ,基本上是以单张的形式出现 ,且大都尺寸较小;而文字多的内容 ,载体形式就要复杂得多 ,它会出现以下四种情况:其一,单张形式 ,且一般尺寸较大;其二 ,多张形式;其三 ,折页形式 ,包括粘贴页形式;其四 ,簿册形式 ,包括多簿册形式。
这也是文书档案在载体形式上的四种基本情况。
    然而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它们所要承载的内容都是某一一次逻辑过程中所要表达的内容 ,即是某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内容 ,而这些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内容在存在上就是一个个的独立单元 ,它们是不能分割的 ,都应是各个的某一个 ,析分了就失去内容的独立性 ,进而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拿书信来说 ,有的信只有一张纸 ,算一封 ,而有的信则是由几张纸写就的 ,还是一封 ,甚至要包括信封在内 ,它们都是统一的整体 ,是不能分割的。
    这也就是说,对某一同一内容的文书 ,我们应该不管它是由什么载体、 几个载体来承载的 ,都应整体统一地对待 ,还其内容的完整性 ,不能析分。 
    换一种语言来表达就是:我们必须对文书的最初形成问题予以充分尊重 ,对在一次逻辑行为过程中所产生的文书内容要有客观和整体的把握。这亦即笔者所谓的解决文书计量标准问题首先要树立的第一尊重原则。
再就文书的留存问题和发现问题看。实际上 ,在解决文书的计量标准问题上 ,这两个问题实际所导致的就是一个问题即如何解决文书缺失问题。历史上客观形成的文书 ,在形成之初 ,都是一次逻辑内容完整 ,承载单位也是与其保持统一的 ,但由于长期的历史保存 ,种种复杂多变的因素导致文书存在这样那样的缺失 ,这种缺失是客观历史造成的 ,其缺失的本身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对此 ,我们该怎么办 ?笔者认为:惟一的态度就是尊重 ,如实地确认这种缺失。这一判断的直接引论是:对客观遗存的文书 ,我们应该不论其完整、 缺失情况如何 ,都应统一对待 ,充分尊重历史遗存的本身。
    解决文书发现的问题也是这样。发现是主体发现者对遗存文书的一种存在上的确认。文书在发现过程中也是存在诸多复杂、不确定因素的 ,有些本是完整的文书 ,发现时可能只发现其中的一部分 ,而另一部分尚待发现。这种情况在多卷本文书的发现中经常出现。对此 ,我们惟一的态度还是:尊重 ,充分尊重文书发现事实本身。
    当然 ,文书的形成、 留存和发现问题在逻辑上不是并列的 ,形成问题最为重要 ,它是第一性的问题 ,留存问题次之 ,发现问题再次 ,前者对后者具有优先权。 
    基于以上分析 ,笔者提出:对已发现的徽州文书 ,应以其形成和留存方式的内容完整性与独立物理存在性为计量标准确定的基础 ,由之 ,我们确定以“ 份 ” 和“部 ” 为基本计量单位。这其中 ,“ 份 ” 的概念多运用于以页、 张等形式存在的文书 ,而“ 部 ” 的概念多运用于以卷、 册等形式存在的文书;“ 份 ” 的文书是一份几张的就注明一份几张 ,“ 部 ” 的文书是一部几册的就注明一部几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之所以用“ 份 ” 这个字来表达以页、 张等形式存在的文书 ,是为了避免文字的歧义。传统的“ 件 ” 的概念 ,内涵上更多的是包含了具体单一的一个个的东西 ,是一个更具单个量化的概念 ,“ 一件文书 ” ,最容易使人想到的就是指文书的一张 ,或一张文书 ,而“ 份 ” 的概念则具有一定的抽象性 ,是一个具有整体意义的称谓。 
    所谓以徽州文书形成方式的内容相对独立完整性与物理存在性为计量标准确定的基础 ,是指我们要对徽州文书当初是怎么形成、 以什么样的形式承载等原来的状况要给予充分尊重。只要它最初形成时内容与载体形式是各个相对独立与完整的 ,就应算是各个独立的一份或一部 ,而这应与尺寸大小、 装帧形式等无关。
其一 ,针对以页、 张等形式存在的文书 ,如徽州土地买卖文书。历史上的徽州人在土地买卖时 ,都会有契约 ,它们中 ,有的是买卖者当初为免交税等而形成的所谓的“ 白契 ” ,其一般就是由一张纸承载 ,因此 ,当然算一份;而有的是当初经官府认同 ,盖有红印 ,并缀有一张契尾,甚或如乾隆一张盖红印的契 ,缀有一张乾隆时的尾 ,民国时再验又缀一张民国的验契执照 ,表面上看是三张合并 ,但它最后的形成是一份独立完整的东西 ,故还只能算一份。以此类推。这也就是说 ,我们所谓的“一份 ” 文书的概念 ,既有可能是单张、 单页的 ,也有可能是数张、 数页的 ,而这一切均与文书承载的纸张纸质、 尺寸大小等外在形式无关。其二 ,针对以卷、 册等形式存在的文书 ,如宗谱。一部宗谱它可能具有以下几种装帧、存在方式: (1) n卷 n册 ( n≥1) ; (2) n卷 m册 ( n >m) ; (3) n卷 h册 ( n < h) ; (4)不分卷 n册 ( n≥1)等。依上述计量标准 ,上述四种情况 ,不管是哪一种 ,通统以一部计。因此 ,有的时候 ,一部文书它可能具有许多“ 册 ” 或“ 本” .以此类推。 
    所谓以徽州文书留存方式独立完整性与物理存在性为计量标准确定的基础 ,是指要充分尊重徽州文书留存的真实性、 历史性与客观性 ,以我们已发现的徽州文书的真实具体状况为基础 ,以我们最后所获得与收藏的文书的具体存在形式为计量依据 ,确立标准。这里 ,又分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 ,有些文书最初形成时 ,该是或一份 n张 (页 ) ,或一部 n册 (本 ) , n≥1,后由于历史保存或被收藏单位获取的原因 ,只剩下或只获得 m张 (页 )及 m册 (本 ) ,m≤n,对此 ,我们就该充分尊重 ,仍以一份或一部计。如光绪二十年呈坎《罗氏宗谱 》 ,其最初的形成该有多卷册 ,但在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特藏室“ 伯山书屋 ” 中仅收藏了其作为卷首的第一册 ,虽不全 ,但仍为一部。 ① 以此类推。其二 ,有些文书 ,原初的形成当是各自独立的 ,后由于当事者或历史保存者的原因 ,或若干单张文书连缀成长卷 ,成折页了 ,对此我们也该充分尊重 ,仍以一份计。如一起发生在清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黟县宏村的关于前街铺屋讼案文书,其被发现的留存方式 ,是数十张独立的状纸、 甘结等横向粘贴在一起的长卷 ,总长有 7580毫米 ,由于其粘贴者是该文书的归属主和保存者 ,它是历史形成的 ,对此 ,我们就该充分尊重 ,只能以一份计。
     ② 其三 ,还有些文书 ,原本是成册的 ,后来由于历史留存的原因 ,散乱成若干张、 页了 ,难以复原 ,尽管其每张、 每页的内容有可能具有某种相对独立性 ,但由于它最初的形成是统一的 ,是一次逻辑行为的结果,因此,还是以一份 (部 )计。如“ 伯山书屋 ” 所藏《康熙年间汉口徽商谢胪一户置产誊契簿 》 ,它最初的形成方式应是一本头的 ,是一本簿册 ,后来由于历史保存的原因 ,至被发现时已经散落成了 32张的散件 ,且无法完全复原 ,尽管各张的散件都有这样那样的独立性 ,但我们依据形成问题优先于留存问题和发现问题的原则 ,该文书不能以 32份计 ,而仍以一份计。以此类推。徽州文书是民间文书档案的典型 ,探讨其计量标准问题 ,其意义应不仅仅局限于自身 ,而是有一定的普遍性。 

    参考文献: 

    [ 1 ]刘伯山.徽州文书的遗存及特点 [ J ].历史档案 , 2004, (1) : 122 - 124 . 
    [ 2 ]严桂夫.徽州历史档案总目提要 [M ].合肥:黄山书社 , 1996: 36 . 
    [ 3 ]周绍泉.徽州文书与徽学 [ J ].历史研究 , 2000, (1) : 51 - 60 . 
    [ 4 ]王钰欣 ,罗仲辉 ,袁立泽 ,等.徽州文书类目 [M ].合肥:黄山书社 , 2000 .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徽州千年契约文书:第 1卷 [M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 1991 . 
    [ 6 ]〔 美 〕 约瑟夫 · 麦克德谟特.徽州原始资料 — — — 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与经济史的关键 [ J ].卞利译.徽学通讯 ,1990, (1) : 35 - 38 . 
    [ 7 ]〔 日 〕 鹤见尚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整理《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 [ J ].曲翰章译.中国史研究动态 ,1995, (4) : 25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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