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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经济(1)
时间:2013-12-12 浏览次数:1806次 无忧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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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革”时期毛泽东总的经济战略和政策 “文革”中,毛泽东解决经济问题的一根思想主线,就是“抓革命,促生产”。   “文革”之初的1966年8月,毛泽东在他审改多次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第一次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10月, 毛泽东在印发全党全国的陈伯达的报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上批示: “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1967年1月上海爆发“一月 夺权”风暴,毛泽东立即表示支持,但他在讲话中又指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 位来搞革命嘛。”   “一月夺权”带来全国混乱之后,毛泽东又做出了维护生产的具体部署,主要就是派军队进驻生产单位。二月,他批示要求进行“三支两军”。其中除了“支左”外,“支工”、“支农”、“军管”、“军训”都是为了保护生产和工作继续进行。三月,他又两次批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根据这些指示,人民解放军迅速接管和进驻了全国的生产建设要害部门,使动乱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又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实现大联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工矿企业实现大联合的通知,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解散了跨行业、跨系统的群众组织,使经济领域的动乱走向缓和。  1968年7月,毛泽东批准发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强令武斗地区的工人回到工作岗位。月底,毛泽东决定向仍旧混乱的大学派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同时也向生产秩序尚未恢复的工矿企业派出解放军宣传队。此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群众全面造反时代结束。1969年,全国工农业改变了前两年的下降趋势。   全国经济形势稍趋稳定后,毛泽东考虑把生产搞上去。他在接见外宾时说:“中国人太多了,经济发展不相称。”“我们也愁,怎样把经济搞上去一点。”1969年至1971年,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跃进”高潮。毛泽东对此表现得比1958年“大跃进”时要冷静,他说:“管理经济很不容易,早先我们不会搞,经过几个周折才学会了一点”。(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48页。)   1971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在经济领域落实一系列政策,批判极左思潮,使国民经济有了持续的发展。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批准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四三方案”,使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开拓出一个新局面。   1974年10月,他发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1月又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抓住这一有力支持,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开展了经济领域的大规模整顿,国民经济建设出现了好的形势。   虽然毛泽东不能容忍对“文革”的否定,先是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后又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但他并不允许像“文革”初期那样冲击经济领域。经他批准,1974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擅离职守的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后期解决;把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各级党委要认真检查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制定措施。1976年3月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 “文革”期间,在一些地区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问题上有过反复,但在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问题和分配政策上,毛泽东态度是十分谨慎的。   1975年5月22日,某野战军政治部一名干事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国家按同一价格收购粮食是“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建议“均贫富”,按穷队、富队以不同价格收购。毛泽东批示:“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里也有贫户。看看结果再说。”并没有予以赞同。经过国务院派人调查研究,否定了这一建议。   1975年8月14日,主管农业的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农村经济核算单位迅速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解决“贫富不均”。毛泽东仍然没有明确表态,只批示:“在政治局讨论一次。”(转引自席宣:《“文化大革命”和平均主义》,《党史通讯》1986年第10期。)9月23日至10月21日,中央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的建议,因大多数人反对,没有推行。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队,一直坚持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改革之前。 二、“文革”时期经济总体评价 这十年中,国家的经济建设仍在进行,国家的经济基础(所有制)和运行机制(国务院、国家计委领导下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大的改变,“三五”、“四五”国民经济计划得到完成,大的建设部署安排没有中断,除1967、1968年两年外,总体上还是有所发展,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葛洲坝水利工程、南京长江大桥、刘家峡水电站等等。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发展,是明显的事实。年平均增长率: 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在纵向上与建国初期相比较,以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100%,可以看出,1976年的指数626.6%比1952年的指数增长了526.6个百分点。(《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第57、50、33、444—447、364页。) 从长远战略目标看,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承担了中共八大提出的用三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后十年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可以说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 因此,叶剑英1979年在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三十五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三千二百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二十五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百分之十一点二。”(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大会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 有人提出:“文革”时期的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同志的文章回答说:“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所以,说“文革时期”“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应当说:既遭受了巨大损失,也取得了一定发展。 关于人民生活水平,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 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确实没有得到较快的提高 1976年我国人均年消费粮食只有381斤,低于1952年的395斤(这主要是从“备战备荒”角度控制消费,这一时期粮食总产量和人均占有量是稳固提高的)。到1978年,全国农村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全国职工人均工资下降,只在1971年底对少部分人提高过一次工资。住宅、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方面也造成了严重欠账。“文革”前经过三年经济调整时期,城市居民供应的商品本来已经有不少取消了配给票证,“文革”时期又不得不恢复甚至增加。 造成上述状况的主要原因,当然是“文革”的动乱和林彪、江青集团的破坏。此外,还有些因素是应该考虑进去的。 1、为实现工业化目标而预付的代价。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初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在投资中必须优先集中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然后才考虑农业和轻工业;在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必须保证提高积累率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适当考虑提高人民生活的消费需要。这个原则既是中国工业落后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化的共同道路。因此,“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少,实际上反映了实现工业化目标中进行基础建设阶段的特点,有相当一部分属于人民节衣缩食、为以后发展预付的代价,和单纯的损失是不同的。 2、在特殊国际环境下保证自身安全必付的代价。60年代前期,中国周边形势十分严峻。因此进行三线建设、加强国防建设是必须的。正是当年的这些建设,为我国以后的和平发展赢得了保证。正如江泽民同志最近所指出:如果没有毛主席、周总理当年在非常困难条件下搞成的原子弹、氢弹,我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安全局面,恐怕早就挨打了。同样,这一时期的外援,也带有改善自身环境、扼止霸权主义扩张的作用。如援越抗美战争,中国付出了200亿美元,大多数是在“文革”时期提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时期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包含有为维护自身安全和世界和平所付出的牺牲。 3、调整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所付出的代价。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原有的工业交通企业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基础十分薄弱。这是国家经济建设中迟早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下决心进行三线建设的重要原因。1964年,毛泽东在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时就指出:三线是一个阵地,一二线是一个阵地,以一二线的生产来支援三线建设,也就是沿海支援内地,使内地逐步赶上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针对有些人认为大规模战争打不起来的看法,他说:“他们的看法也是有些道理的,我们本来就是做两手准备的。”(毛泽东:《在打仗问题上要有两手准备》,《党的文献》1995年3期。)今天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当年三线建设改善了内地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要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将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 至于这一方面的浪费和经济效益损失,三线工业建设即使从经济学观点看的效率与效益损失,也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为预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而设置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不妨把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三线建设带来的因资源配置不经济而产生的效率与效益损失,计入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必要社会成本中。这一部分成本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成本,是一种必要的扣除,何况从经济发展的后续性看,落后地区的开发一旦进入收获期,原来的投入将会在或长或短的时期里得到补偿。(马泉山:《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二)人民生活水平从某些方面看有所改善 1、全国职工(含国有、集体)平均工资1966年为583元,1976年为575元,略有下降。但全国职工工资总额1966年为296亿元,1976年为489亿元,增长65%。充分体现了当时“低收入,多就业”的指导思想。从以下分析可以看出: 全国社会劳动者人数,1966年为2.98亿人。其中城镇职工(含国有、集体、城镇个体)为0.535亿人,农村为2.45亿人。前者占劳动者总人数17.9%,后者占82.1%,两者之比约为2:10。 到1976年,全国社会劳动者人数为3.88亿人,比1966年增长30%,而城镇职工人数为0.87亿人,比1966年增长63%,农村为3亿人,比1966年增长22%。前者占劳动者总人数22.5%,后者占77.5%。两者之比缩小到约3:10。如果考虑到1967—1979年全国有1647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及70年代农村人口中还增加了一部分隐性的社队企业职工,这种比例差别会更小。 由于就业人口增加,具体到每个家庭,个人消费水平也相对提高。1966年全国农民和职工消费水平,1966年为每人132元,1976年增加到161元,其中农民由106元增加到125元,职工由244元增加到340元。(《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335页。其余数字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版。)考虑到“文革”前三年和“文革”时期计划生育失控,全国总人口增加较快,由1962年的6.7亿增长到1973年的8.9亿,平均递增率为2.6%,是建国50年来最高的,因此“文革”时期这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十分不易的。 (三)贫富差别问题 “文革”时期,人民生活差别、干群经济差别不大,一个原因,是毛泽东的反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的贯彻。他常常抨击特殊经济待遇。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他在关于企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蹲点报告中,批示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引者注:指同吃、同住、同劳动)”,“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文革”末期,他在谈到“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时说: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民主革命后,一部分党员反对革命了,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一百年、一千年后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在毛泽东的这些认识影响下,对照批判苏联特权阶层的“修正主义”现实(如日本人写的揭露苏联特权阶层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书当时被大量印行),群众中不少人认为这些经济特权现象就是国内的“修正主义”和“走资派”,带着“反官僚主义”的情绪积极参加“文革”进行造反。毫无疑问,“文革”并不是一场以消除干群经济差别为目的的运动,也根本不能起到消除作用。但是,在毛泽东和一部分人身上确实可以找到试图消除这种经济差别的动机。因此,“文革”后期,从工农兵中提拔为副总理、副委员长的陈永贵、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人仍保留在原单位时的几十元工资待遇,参加中央会议用餐、饮茶都要付钱、粮票,每年都要下到基层参加劳动。干群关系在经济差别上相对比较缓和,在这方面群众怨言不多。 三、“文革”时期经济的成就 (一)三线建设的成就   1963年制定“三五”计划时,原本设想解决“吃穿用”问题。1964年8月,美国轰炸北越,使毛泽东和中央不得不把划的重点转到战备问题上来,提出搞三线建设。同时,三线建设也是做两手准备的,即战备和改变内地落后工业交通布局。   从1965年到1980年,我国在13个省、自治区开展的三线建设,历经三个五年计划,共投入2050余亿元资金,几百万人力,安排几千个建设项目。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我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 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基础工业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初步建成了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由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1/3。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增长2.46倍。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 在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建立了雄厚的生产基础和一大批尖端科研试验基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体系,不仅能够大批量生产轻武器,而且能够生产相当数量的先进重武器,到1975年兵器生产能力已占全国的近一半。分布在四川、贵州、陕西的电子工业基地,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用兼有的体系。四川、陕西等地的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拥有从铀矿开采提取、元件制造到核动力、核武器研制的核工业系统。贵州、陕西、四川、鄂西北等地的航空工业基地建成的125个项目,到1975年占全国生产能力的2/3。四川等地的航天工业基地建有96个项目,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战术导弹和中远程运载工具的研制基地,包括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建设的卫星地面实验站、在我国航天事业中发挥巨大作用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等。其他还有沿长江中上游地区的船舶工业科研基地等,也都填补了我国国防科研和工业的空白。到1975年,三线地区国防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净值,主要产品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都已超过一二线地区,大大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状况,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交通运输方面,先后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从1965年起相继建成的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干线,加上支线和专线,共新增铁路8046公里,占全国同期新增里数的55%,使三线地区的铁路占全国的比重,由1964年的19.2%提高到34.7%,货物周转量增长4倍多,占全国的1/3。这一时期,公路建设也得到很快发展,新增里数22.78万公里,占全国同期的55%。这些铁路公路的建设,较大地改变了西南地区交通闭塞的状况,不仅在当时适应战备的需要,而且对以后内地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基础工业方面,建成了一大批机械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重点企业和基地。1965年至1975年,三线地区建成的机械工业大中项目共124个。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等骨干企业的汽车年产量已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重点企业,形成了内地电机工业的主要体系。12个重型机器、矿山、起重、压延机械厂使三线地区具有了较强的重型机器设备制造能力。三线地区初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到1979年,机械产品生产能力已相当于1965年的全国水平。能源工业是三线建设的重点部门。主要有贵州六枝、盘县、水城地区和陕西渭北地区的煤炭基地,湖北的葛洲坝水电站、甘肃的刘家峡、八盘峡水电站,贵州的乌江渡水电站,四川石油天然气开发、陕西秦岭火电站等。到1975年,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已从1964年的8367万吨增加到21200万吨,占全国同期增长总额的47.9%; 年发电量已从1964年的149亿度增加到635亿度。到1984年,贵州六盘水煤炭还可以支援外省300万吨,初步改变了江南无煤炭调出省的状况。原材料工业方面,钢铁工业是三线工业投资最多的。四川除建成攀枝花钢铁基地外,还有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长城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为骨干的重庆、成都钢铁基地;铜、铝工业基地分布在四川西昌、兰州等地,其中西南铝加工厂是当时全国唯一可以生产大型军用铝锻件的企业。这一时期共建成钢铁企业984个,工业总产值比1964年增长4.5倍;建成有色金属企业945个,占全国总数的41%,10种有色金属产量占全国的50%。   三线建设还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给内地以后的建设带来了发展机遇。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过去是人烟稀少的荒山僻野,现在成为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铁路的开通,矿产资源的开发,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使长期不发达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涌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缩小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各种差距,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增长。   由于对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的影响和“文革”错误路线的干扰,三线建设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第一,在片面强调战备的要求下,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特别是1969年至1971年,新建和内迁的大中项目达1000多个,资金、设备、原料难以到位,一部分工程只好中途下马,还有些则长期不能投产,带来了经济损失。第二,进程过快、过急,有些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的调查和论证,就匆忙动工,造成了严重后果。第三,过分强调战备需要,忽视经济效益和长期生产要求。一些现代化工业企业远离城市,按“靠山、分散、进洞”的原则建设在山沟里,造成生产管理、协作十分不便。各个企业为了解决生活需要,都必须拿出资金建设“小而全”的商店、医院、学校等封闭社会设施,造成重复浪费。第四,在“文革”的干扰下,不惜代价地片面追求政治目标,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管理制度,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 尽管存在着这些问题,三线建设仍然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空前的壮举。 首先,它为中国抵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战争威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有的同志认为:三线建设是“在一切情况下都要求以打仗的观点规划各项建设”,“违反了经济建设的特定规律,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徐焰:《“革命加战争”还是和平与发展》,《百年潮》,1999年3期。)当时,在对战争估计的指导思想上确实存在着过于严重的偏差,但在美苏激烈争夺世界霸权,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不断扩大,苏联又发动对捷克斯洛伐克武装入侵的60年代国际环境下,我们无法肯定地预料战争是否爆发和爆发的时间规模,有准备比无准备要好,准备多一些比少一些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对敌人的估计不足上,也不能完全用今天的国际形势和来认识昨天。有材料证明,毛泽东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时,正在研究苏联卫国战争的教训。即使在当今世界,邓小平1990年就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992年他更加明确地说:“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3,383页。)事实正是如此,90年代初期的海湾战争和末期的北约轰炸南联盟,说明战争的危险性依然尖锐存在。1991年1月26日,刘华清在国务院三线办第八次成员会上就特别指出:建设三线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问题,过去就很清楚。当前看来,特别是从海湾战争爆发后来看,都证明我们过去建设三线是对的,不能后悔。 其次,三线建设虽然是以战备为中心,但客观上初步改变了我国工业东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状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长期的经济意义(详见前述)。 第三,在当时困难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下,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表现的艰苦奋斗精神,也是永远值得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所以,江泽民1991年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总结性地说: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二)国防科技尖端技术的突破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做出了加速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部署。在以周恩来为首、十几位副总理和部长参加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指导下,有关各部门制订了一系列计划。二机部计划首先完成空投原子弹、导弹核武器的试验,争取在1968年进行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到70年代中期研制成功供地地战略导弹使用的核弹头;七机部拟定了在1965至1972年研制出4种地地导弹,同时发展卫星运载火箭的计划;六机部计划在1972年研制成功第一艘中国核潜艇,下水试航;中国科学院提出,争取1970年前后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1965年,中央批准了上述计划,将其纳入国防科技“三五”计划。   然而,“文革”的爆发,使大好形势急转直下,远离城市的各个试验基地也遭到了严重冲击。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周恩来、聂荣臻等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可能的措施,维持生产和试验的正常进行。1966年下半年,周恩来以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多次发出通知,要求维护科研、生产秩序。8月,聂荣臻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提出,试验基地不要搞“四大”,随即中央军委发出了试验基地进行正面教育的通知。当动乱进一步蔓延时,周恩来、聂荣臻先后建议并请毛泽东直接签发了许多重要文件和电报,仅1967年3月至11月发给二机部的就有23件。1966年底,中央军委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发布“特别公函”,严令研制氢弹的任务必须保证完成。1967年8月中央军委根据聂荣臻、刘华清的建议,又一次发出“特别公函”,推动核潜艇的研制。在这些措施的保护下,加上广大国防科研人员在困难条件中的坚持和努力,主要科研任务仍然在艰难之中得到了进展。   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实现了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12月26日,第一枚中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12月28日,氢弹原理爆炸试验取得完全成功,标志着中国氢弹技术的突破。中国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突破氢弹技术,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比美国、苏联都快得多。1967年6月17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采用轰6型飞机投掷方式,爆炸威力为330万吨TNT当量,取得了圆满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制造技术的国家,标志着中国核武器发展进程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研制人造地球卫星,从50年代末期起中国科学院已经做了许多理论探索工作。到1965年,进行卫星研制的技术基础基本具备,国防科委提出了开展卫星研制工作的报告,获得中央批准。1968年2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任院长。但由于运载火箭的研制受到“文革”的影响,未能按期完成,本来可以在1968年底进行的发射人造卫星计划被迫拖延。1970年1月,一、二两级火箭飞行试验成功,3月,中央批准卫星及运载火箭运往酒泉发射中心。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周为114分钟,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卫星重173公斤,在重量和一些技术上超过了美国、苏联的第一颗卫星。这是中国航天空间技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导弹核潜艇的研制,从1958年开始列入计划。由于三年经济困难,1963年中央专委决定暂时停止,到1965年重新列入国家计划,开始研制,分为研制鱼雷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两步走。1967年鱼雷核潜艇工程总体方案被国防科委审定通过,先后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各部门、省市、军区领导机构,建成了鱼雷、水声、潜地导弹三个试验场。1970年4月,研制核动力装置的关键设备--陆上模式反应堆建成,7月进行提升功率试验成功,证明核动力装置可以装艇。1971年8月和1974年4月,中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的泊系试验和航行试验相继完成,结构证明性能良好,可以交付海军使用。 1971年至1975年,国防科技工业经历了两次整顿。1971年9月起,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指定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协助他领导国防科技工业。他们围绕恢复科研、生产秩序,重点抓了加强组织领导、调整计划、整顿质量管理、建立武器定型、调整管理体制等5个方面的工作,撤消了林彪一伙控制权力时成立的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和其下的各组,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领导二至七机部的工作。经过两年多的整顿,国防科研和生产的形势有了好转。 但是,江青一伙利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又试图冲击国防科技工业。1975年,邓小平在全面整顿中,对国防科技工业进行了第二次整顿。刘西尧、李成芳等人分别出任二、五、六、七机部部长,张爱萍任国防科委主任,他们坚决贯彻了邓小平的整顿指示,带领工作组下到科研、生产基层,批判派性,落实政策,组织攻关力量。5月和6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先后批发了关于导弹核武器研制规划和解决七机部问题的报告,促使国防科技工业的形势进一步好转。1975年下半年,连续发射成功了3颗人造卫星,被人们称之为“三星高照”。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后,新的目标是发射返回式卫星。当时世界上只有苏联和美国掌握了这项高难度回收技术。经过整顿,科技人员集中力量,先后攻克了5大技术难关。1975年8月,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装配、测试完成,运往发射基地。11月26日,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在甘肃酒泉发射场成功发射,准确入轨。绕地球运行47圈后,于28日11时安全降落在四川预定地区。中国卫星发射技术实现了第二个飞跃。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是我国国防科技尖端技术取得多方面重大突破的一个里程碑阶段,先后制成和试验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第一颗氢弹、第一艘核潜艇、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这些成就是从50年代起中国领导人和广大科研技术人员经过不懈的开创和连续科学技术攻关才取得的,也反映了他们在“文革”困难政治环境下的可贵努力,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现代化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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