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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中国应对战略的历史演变
时间:2013-12-12 浏览次数:1687次 无忧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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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从历史阶段看,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世纪及其以前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二是20世纪上半期的帝国主义阶段;三是20世纪下半期的后帝国主义阶段。与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相对应,中国的发展战略也经历了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清末)——全盘西化,但资本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民国)——走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1949-1978)——改革开放与融入世界(1979-2004)。从中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是发展变化的,社会主义也应该是发展变化的,并且可以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去。 【关键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 如果从世界近代历史看,从17世纪资本主义产生到今天,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内涵发展的同时,还是一个在外延和空间上全球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发展,到目前为止,也可以说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早期资本主义阶段(17-19世纪),帝国主义阶段(20世纪前半期:1900-1945),后帝国主义阶段(战后至今)。从对内和对外看,资本主义制度也在发展和成熟,在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依靠武力和商品向外扩张和建立殖民地阶段,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阶段;第二阶段,是殖民地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列强依靠战争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世界市场并失败阶段,两次世界大战之惨烈教训了世界人民,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第三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与对抗、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发展要求,都对资本主义列强构成了强大的挑战和威胁,迫使资本主义列强在对外方面,不敢再单纯以战争来欺压和掠夺其它国家(只敢进行有限的局部战争),对内,为生存和发展而被迫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则加强了民主化进程和不断完善市场经济,这些都使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而中国从1840年开始与资本主义列强正面接触到今天的164年里,其经历也是痛苦而曲折的:作为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受害者和中期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者,在后帝国主义的第三阶段,则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由对抗转变为合作,找到了一条可以与资本主义世界并行发展、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侵略与中国的应对战略 从17世纪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在英国诞生到19世纪末,是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武力和商品向外扩张和建立殖民地阶段。对于这些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也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阶段。在欧洲18世纪工业革命前,受生产工具和交通条件的限制,世界各地的交流是有限的,但是到19世纪中期,由于科技的发展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的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卷到文明中来了。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资本所固有的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使得它的发展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前提,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为加速积累,只有广阔的国外市场,才能使资本家尽可能压低工人工资和消费而又不至于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因此开拓海外市场和寻求殖民地,及人口和商品的“出口导向”,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普遍特点。在19世纪上半期之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只是在少数几个国家处于主导地位,广大的世界其他地区还可以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市场空间,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供给大于需求)、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世界市场和资源)的矛盾还不突出。但是到19世纪下半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资本主义扩张,世界市场已经被瓜分完毕,而此时崛起的德国、日本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和资源,就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辛丑和约》中的表现以及随后爆发的日俄战争,即标志着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代的结束。 在整个19世纪,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第一次正面冲突,那末随后的60年里,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政府对资本主义采取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战略,无奈这种移植技术、不变制度的战略却导致了国家不断衰落和解体,陷入困境。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前的50多年间,中国面内忧外患,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下,试图将发展近代工商业依然包容在原有的封建政治体制之内,采取了“官办”、“官督商办”、限制民间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对于政府经济职能,也是采取改革局部、维持整体的政策,其标志就是“洋务运动”。中国为什么会在50多年的时间里,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依然执迷不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仅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不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呢?这是与1840年以前传统社会中政府的作用和由此形成的观念分不开的。 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农业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封建社会。直到1840年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以前,中国社会仍然按照自身的农业文明发展规律向前发展,并达到较高水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高度发达,农业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较高,农业的剩余可以养活大量人口,维持庞大的城市和国家机构;与农业高度发达相一致的是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也很发达,明中叶以后大量白银内流即是一例。这种传统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另一个表现,是经济体制表现出的高级形式,即土地可以作为商品自由买卖,地主经济和大量自耕农并存,租佃制和雇佣制的普遍存在,家庭财产继承在诸子间的相对平均;国家税制的相对统一和完善。 (2) 政治体制从管理效能和相互制约角度看,表现出较高级的形态。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经过夏商周以来三千余年的发展,就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而言,到清代已经相当完备。第一,形成了统一而庞大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其特点是条块结合、分级管理,实行对皇帝负责的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行政、监察、司法)。第二,政府具有较强的经济职能,即除了承担国防和维护经济秩序,承担了“治河”、“救灾”、“市政建设”等公共工程和社会事业外,还通过官营工商业和专卖制度,将工商业纳入政府控制。第三,形成了一整套官吏选拔、考评和调任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不仅打破了贵族和豪强垄断政府机构,而且将教育纳入了官僚选拔,“学而优则仕”、“白衣可致卿相”,使社会的优秀人材进入政府管理阶层。 在上述基础上建立的政府机构极其官僚,不可能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迅速消失,相反,中国由于农业文明高度发达而导致的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包括政府的强大有力)和大国特点,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入侵和替代,却保持了强大的排斥力。这种排斥主要来自于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政府和统治阶级观念(任何上层建筑都必然要维护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因此,1840年以后,清政府在西方“船坚炮利”的教训下被迫推行工业化的时候,封建统治阶级的观念自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当然,近代中国对外部工业文明冲击的反应迟缓,也与清王朝经过200年统治走向腐败有关(中国农业文明存在着明显的以朝代更替为标志的政治周期)。 二、帝国主义阶段中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 从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国力大增,资本主义开始进入由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瓜分完毕并不断重新瓜分的阶段。这种以战争的形式、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掠夺对象的重新瓜分,导致由局部战争演化为世界大战,而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不到20年(如果从1919年巴黎和会算一战结束,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作为二战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时间和死亡人数都大大超过了一战。其间还爆发了严重的世界性的1929年经济危机。这些都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的严重弊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的结论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既依靠武力来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的时候,社会主义作为制约这种资本主义灾难的一种新生力量应运而生。如果从世界范围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在少数国家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化只是在少数几个国家得以实现,而大多数国家仍然处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和奴役下,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处于主导地位,资产阶级也没有获得统治地位,一句话,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还没有在这些落后国家建立起来。在这种状况下,当帝国主义国家发动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世界大战后,因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又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代表,因此,无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还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革命就必然包含有反对和否定资本主义的因素,这也是列宁为什么将帝国主义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将帝国主义时代的民主革命纳入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范畴的基本原因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这一点也被历史事实所证明。 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就自然被社会主义革命者所利用,从而掀起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就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利用俄国战争期间国内矛盾的激化和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的社会动荡和人民不满,迅速进行了“十月革命”,可以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虽然内部条件是人民对沙皇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抛弃,但是从整个大背景来看,却是广大人民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失去了信心,认为这是一个“恶”的制度,不愿意再建立这种制度。同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那些主要依靠外部力量建立起来的国家不算,凡是主要依靠自己力量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被侵略、被压迫者,都是由民族、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其说是因为资本主义充分发达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如说是因为这些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受害者,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愿意再选择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说,50年代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浪潮,即反映了这种现象。 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既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向更高层次的演进,也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选择,而是那些作为帝国主义受害者的国家和人民的另一种选择,即在许多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对另外一种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因此,除了选择时的预期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看,20世纪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比资本主义制度更优越,相反,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如果说以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作为这个阶段的结束,那么中国在这个阶段则是处于倍受欺凌、社会动荡的危亡时期。 “甲午战争”的中国惨败,宣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和政策的破产,日本成功的经验证明了中国不仅需要在技术上学习西方,还需要从制度上学习西方。随后掀起的“戊戌变法”及其失败,则反映出封建顽固势力仍然把持着政权和不愿意全面彻底学习西方的制度。但是在随后出现的“庚子拳乱”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双重危机压力下,清政府在1903年以后也不得不推行瓦解封建政权基础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在“戊戌变法”失败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虽然在资产阶级中对改变现有政治体制上始终存在着“革命”与“改良”的争论,但无论在政治上主张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在中国应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上却是一致的。 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被推翻,中国名义上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这个政权却把持在带有封建性质的军阀手中。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软弱,必然也导致政治上的软弱。政府的频繁更替和政治动荡,固然削弱了政府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钳制,但是也无力维持社会的安定和秩序,无力制止军阀的横征暴敛,无力抵御外国列强的欺压,换句话说,政府无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而后者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则更为紧迫。于是,以“巴黎和会”中国“丧权辱国”为标志,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比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资产阶级“共和制”更有效的制度。在这种背景下,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也最终促成了孙中山建立强大政府、节制私人资本观念的确立。 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了国民党。并发动了由共产党积极参与的“国民革命”,但是这场革命由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排斥激进的共产党而中途与旧势力妥协,虽然国民党于1928年形式上实现了大陆的统一。 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是建立于蒋介石背叛革命,镇压共产党和工农运动基础上的,因此,就政权的基础来说,它排斥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甚至部分主张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左翼,为了对抗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南京国民党政府就不得不依靠旧有的地主豪绅、军阀甚至地痞流氓和黑社会组织。这些人一方面不愿意变革政治,实行民主,因为这样会危及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又会搭政府的“便车”来捞取自己的经济利益,并为了捞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而进一步扩张权力。国民党政府时期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大小官吏以权谋私、国家资本实际上变为“官僚资本”,就说明政府权力的扩张还有官吏自身的原因。 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正是帝国主义列强发动战争、宰割世界的时代,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则加剧了中国的衰落,涣散了民族凝聚力,使得中国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更严重的侵略和蹂躏。 就南京国民党政府来说,其目的还是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这种目标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挤压:一是来自大地主、权贵资产阶级等旧势力的挤压,他们反对真正意义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二是来自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数众多的工农挤压,他们因贫困或破产、甚至没有活路而对现政权严重不满,要求进行激烈的改革,如迅速实行“耕者有其田”。三是来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欧美绥靖政策的挤压,使得大多数人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强烈反感和敌视态度。而这三个方面的力量和影响都很大。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其弊病日益暴露,最突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也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和自由竞争产生了批判态度,孙中山思想的变化可以说很具有代表性,他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思想即反映出对西方古典经济学将政府视为“守夜人”理论的根本修正,应该说这种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思想,对后来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南京国民党政府统一后不久,1929年就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此后,以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为代表,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在西方流行起来,在这个背景下,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则走上了法西斯主义(又称“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对国民经济实行“统制”。至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则走的更远,到1935年则建立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体制。国家干预经济成为世界的主流。抛开国民党和共产党不说,就是在知识分子中,受西方和苏联的影响,绝大多数也主张中国应该实行政府主导型经济。1933年《申报》就中国现代化问题向社会各方面知名人士征文,在收到的26篇短论和专论中,绝大多数主张走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道路。大体统计,主张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仅1篇,倾向于社会主义方式的5篇,主张采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之长,即混合方式的,有9篇,其余未正面或明确回答。[2] 在30年代和40年代关于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讨论中,绝大部分的学者,也都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强调通过政府实施有计划的经济,强调发展国营经济。[3]即使对国民党政府采取批判态度的马寅初也认为:“我们不完全采用英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制度,亦不完全采用苏联社会主义一切国营的制度,乃提出一种混合经济的制度,官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同时并进,完全用英美式的建设,是不合时代的需求,完全用苏俄式的建设,是非中国所能办到的;故不得已采用混合制”。[4] 上述思想可以说是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当时,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中立的学者,在强调政府主导作用和发展国营经济方面都是一致的,只是焦点集中在如何建立起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廉洁有效的政府,正是在这一点,才是阵线分明的。 因此,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上三大政策:没收官僚资本、耕者有其田和保护民族工商业;政治上反对独裁和实行民主政治),自然就成为战后(1945-1949)中国人民的最终选择。 三、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建立及战略选择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苏联的诞生,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则是导致了一个强大的欧亚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以及众多国家的独立。对于战后这种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一方面大力推行“冷战”和局部“热战”以遏制“共产主义”蔓延;另一方面,则不得不在国内推行改革。对于中国来说,在战后,美国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采取了支持腐败的国民党政策。随后又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派军队进驻台湾,明确表示阻止新中国政府解放台湾。 在建国初期,基于过去的历史经验和苏联的成功,我国也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而朝鲜战争则加剧了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敌对。这种敌对,使得本来就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自然在民主革命任务完成以后,迅速选择了向社会主义过渡。 从政治上看,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的强大,不仅表现在没有任何政党或组织能够在政治上独立或制约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和权力;还表现在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具有坚实的基础。就社会各阶层来说,人数最多的农民,经过彻底的土地改革,不仅过去在政治上可以与基层政府抗衡的士绅阶层已经消失,甚至连可能对中国共产党不满的小地主和富农实际上也被消灭了。农村中不仅形成了清一色的个体农民,而且基层组织的领导者(乡村干部和农会领袖)也是革命的获益者,不仅其财富,其权力和地位也来自中国共产党。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支持者。从城市看,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在就业、工资和劳动保护和保险方面确实大大改善了他们的处境,他们自然要拥护这个从农村来的、自称是他们阶级的政党。至于所谓的资产阶级,经过日寇和国民党政府的摧残和战争的破坏,到解放时已经衰落,又经过新中国政府整顿市场、限制政策以及“五反”的整治,到1952年底不仅政治上没有了表达自己意见的地位,在已经上也远不能与国家抗衡。 从经济上看,旧中国强大的“官僚资本”为新中国建立强大的国家资本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敌产,控制了金融、重工业、现代交通通讯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另外,在建国初期,受战争和国民党长期通货膨胀的影响,市场混乱,为了保证供给和稳定市场,国营贸易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并控制了主要工农业产品的流通;在对外贸易方面,西方的封锁和贸易重心转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是国营外贸企业在“统制外贸”后形成垄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投资方面,政府也成为现代工业和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者,这一方面是因为可能成为投资主体的农民太穷、资产阶级元气大伤、外资不能进入;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发行“公债”、控制信贷和限制资产阶级的结果。 至于当时在国民经济中占很高比重的小农经济(约有一亿多户),不仅因为规模小、经营分散,无力与市场和国家抗衡;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土地改革所实行的无偿的、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法,动摇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本来中国传统社会这个观念就很薄弱),已经将国家的权力和意志铸入了农民的私有土地。特别是人数众多的、在农村掌握基层政权的贫下中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既得利益者,在统购统销和合作化面前,不仅无力、也不愿意反抗。 从发展预期看,迅速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实际上是实现中国强大的根本。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的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困、资金极为短缺的现实,要赶上欧美和周边的日本和苏联,必须要加快发展速度。而要加快速度,就必须加快重工业的发展。此时,对于中国这个大国来说,依靠对外扩张来获取资源和市场显然不可能,苏联的援助也很有限。实际上新中国面临着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所面临的几乎完全一样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1922年,列宁针对苏联需要迅速发展重工业的情况说:“重工业是需要国家补助的。如果我们找不到这种补助,那我们就会灭亡,而不成其为文明的国家,更不必说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采取了坚决的步骤。”[5] 1953年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资金和物资立即捉襟见肘,要么放慢工业发展速度,按照市场化配置资源,这在今天看也未尝不可,甚至可能从长期看经济发展速度并不慢,但是当时根据历史经验和理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却担心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中国再次成为“鱼肉”,因而不愿意放慢工业化速度;要么尽可能地将剩余拿到国家手里,压低消费,并采取行政办法配置资源,使投资向重工业倾斜,加快工业化步伐;而后者这就是苏联的办法。因此中国在50年代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无论斯大林还是毛泽东所设想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都要比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出更高的效益、更快的发展速度。因为计划经济避免了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和生产过剩危机,使资源得到最佳利用;而公有制则避免了资本主义阶级压迫和剥削所造成的劳资对立和劳动者的缺乏积极性。但是,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无论是哪个行业,都没有出现预期的效果,相反,据统计,在1978年以前的五年计划中,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最好的是“一五”时期,而“一五”时期又不如恢复时期。 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本来计划经济是为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经济运行成本,避免企业和个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资源配置不当和浪费。但是,由于计划经济在决策方面的信息不充分、滞后甚至扭曲,执行过程中的不可遇见因素多,以及官僚主义的阻碍,失误频繁,“计划赶不上变化”、“一年计划,计划一年”成为形象的概括。即使改革开放前最好的“一五”计划,也是在执行了两年半后才正式确定和公布,其间还出现了两次波动。至于1958年以后的计划,更是缺乏科学性,经济运行几乎不是按照计划,而是按照行政命令,甚至领袖的随心所欲。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浪费和低效几乎成为1978年以前体制的代名词。 在微观经济运行方面,公有制也同样没有起到调动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预期作用。在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生产和平均分配,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点与当时以及1978年后普遍实行的“包产到户”相比,结果是很清楚的,无须赘述。在城市,“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压抑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由于上述生产和分配制度,职工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自然不高,不仅与原来所预期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相去甚远,甚至不如过去的私有制和“单干”,因此“怀旧”和商品经济暗潮总是时起时伏,威胁到“社会主义”;同时,官僚主义、浪费和低效愈演愈烈,于是“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就成为不可缺少的督促机制,“增产节约”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几乎没有停顿过,并且间隔越来越短,声势越来越大,论调越来越高,直至爆发打倒‘走资派’的“文化大革命”。 四、1978年后中国应对战略的根本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原来的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再依靠原来的对外扩张和重新以武力划分世界市场来推进本国的发展,不得不将其发展中心和注意力集中到国内和依靠技术进步来占有世界市场。这种外部环境的变化,一方面使得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从而也能够缓解国内的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兴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推行民主化、经济上推行凯恩斯主义和扩大社会保障和福利,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保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由于对外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对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制约,原来依靠武力来任意压迫和剥削落后国家的条件已经丧失(甚至在50-60年代资本输出的风险也大大增加),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去依靠技术进步和优化经营管理来从经济上进行竞争,以保持和扩大在世界市场和资源方面的份额。这种经济发展路径的变化,导致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改革加速,而国内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善、政治体制的进步和政府经济职能的调整,又反过来促进了科技发展和社会稳定。特别是90年代以后,由于冷战的结束、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中国的经济转轨,以资本跨国流动和打破贸易壁垒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迅速推进,使得资本主义全球化又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战后,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改革和世界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现在,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依靠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条件已不存在,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是这种变化毕竟是逐步的、渐变的过程,因此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也自然是一个基于列宁帝国主义论上逐步随着世界变化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其次,社会主义制度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即它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战争和民族压迫的结果。因此当外部环境和条件发生变化后,它也必须随着经济发展和外部环境变化而与时俱进,作相应的制度变革。 由于社会主义仅仅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纠偏浪潮,社会主义制度和阵营的产生,不仅是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同步进行的,也是相互制约的,从全球来看,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而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并行发展、相互竞争的,它们之间不是替代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来讲,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发展的结果,但是在实际上,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诞生之日起,它既是那些资本主义发展受到阻碍,而不能顺利发展国家的产物(当然,这种阻碍有的来自国内,有的来自国外,俄国、中国都是如此);也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帝国主义阶段的纠偏和制约。而一旦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同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依靠高度集权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和产业,那种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因替代市场而取得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高积累优势,就完全被计划经济的低效和缺乏人本精神所抵消,甚至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改革和放弃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成为必然,问题只是改革的目标和步骤怎样确定,这种变革需要支付多大成本、如何顺利进行。 1978年的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来说,一开始是对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弊病的纠正。这种纠正是由于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和诱导:一是开眼看世界感到落后的压力;二是人民生活贫困的压力;三是建国以来自己的经验教训和整个世界市场化趋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中国文化传统将失误归结到政权的好坏(中国共产党将其概括为政权的性质),那么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人则不能够利用这个说法来解释这20年的失误,否则将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因此,只能从另外的角度,即经济体制的缺陷来解释问题。这也为正确认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弊病开了方便之门。 1978年以后的对外开放是建立在两个重要认识转变基础之上的。没有这两个重新认识和判断,就不可能有对外开放。 一是对社会主义的判断:社会主义的实质从根本上说是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和合法性,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可以比资本主义创造出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毛泽东在50年代末就曾经说:我就不相信,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能取到副食品,如果结论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请蒋介石回来。[6]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期间“四人帮”的破坏,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1977年1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说: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7] 1978年9月16日,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8] 1980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又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9]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思和重新界定,使一切“左”的阻碍改革开放的论点都失去了合理性。当然,这也得益于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文革”错误的反思这个大背景。 二是对战争问题的认识。仅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认识,对开放来说还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如何认识国际形势的问题。从列宁1917年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起,战争的阴霾就笼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也面临着战争的威胁,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中苏边界战争,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前期,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威胁下,50—60年代威胁主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60年代末至70年代威胁则主要来自苏联。当然,这也与我们自己的某些“左”的错误政策有关系。实际上,从6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的兴起,第三世界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以欧洲为代表的和平力量也越来越大,世界性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破了西方长达20多年的封锁敌视,1975年越南战争的结束,都说明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能否正确认识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改变从列宁、斯大林时期就形成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积极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来加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能否与时俱进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再次做出了重大决断,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的观点。 1985年邓小平回忆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10] 正是根据上述两个重要认识和判断,认识到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认识到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认识到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才使得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实现了经济转型与和平崛起。 主要参考文献: 1、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鲁振祥:《探索的轨迹——新民主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3、黄安年:《当代世界五十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4、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吴 江:《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6、冷德熙主编:《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7、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8、丁长清等:《中外经济关系史纲要》,科学出版社,2003。 9、程永林:《全球化进程中制度变革的历史路径》,《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4期。 10、成保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划分依据的理论述评》,《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10期。 [1] 请参见严仲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丁伟志:《“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2] 转引自: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14-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3] 参见赵晓雷:《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第82-88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4] 《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上册,第3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5] 《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1922年11月13日),《列宁论新经济政策》,第200页,人民出版社,1992。 [6] 转引自《李富春同志在各协作区办公厅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纪要)》,1959年6月10日。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5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28页,人民出版社,1994。 [9]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12-314页,人民出版社,1994。 [10] 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6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26—127页,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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