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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及其在我国的构建
时间:2013-01-20 浏览次数:1080次 无忧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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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经济学(Industrial Economics)是国际公认的一门应用性经济学学科,是微观经济学深化和发展的结果,是国外经济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也是近些年来经济学最活跃、最激动人心、取得成果最丰厚的领域之一。1996年,我国对学科专业门类作了调整,“产业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大类中“应用经济学”这个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第一次位列其中,在学科设置上与国际惯例实现了初步的接轨。但是,西方的产业经济学与国内的产业经济学相比,无论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主要内容,还是在理论基础、理论体系上都存在很大差异。那么,西方产业经济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它的发展轨迹怎样,主要内容有哪些?与我国的差异在哪里?我国产业经济学学科体系应该如何构建?本文拟对这些问题做些探讨。 一、西方产业经济学的学科范围及地位 在西方,产业经济学又称产业组织学或产业组织理论(Industrial Organization),是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应用性经济学科。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勒(G. Stigler)1982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起初,它只是从供给角度研究经济究竟是如何运行的,并不被认为是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斯蒂格勒,1968);70年代后才逐渐完善,当今已成为国际公认的相对独立的应用性经济学科。 西方产业经济学中“产业”的含义是什么?一般认为,“产业”指的是生产具有一定替代关系的同一类商品的生产者的集合,“产业”与“市场”是同意语。因为只有为同一市场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才能构成同一个产业,而同一产业内的各个企业都是在同一市场上相互博弈、展开竞争并追求其最大化利润目标的。当然,这里的市场指的是狭义的局部市场,而不是广义的一般市场。 产业经济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呢?在西方,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泰勒尔(1988)说,“我想避免给这一学科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因为它的边界并不明确。产业经济学的确始于厂商结构和行为的研究,……但是,产业经济学的内容比经营战略更丰富”,“研究产业组织就是研究市场运行”。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蒂格勒获诺奖的公告中则指出,“斯蒂格勒为市场运行的研究和产业结构的分析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市场和产业结构应用研究领域(产业组织)的学术带头人”。阿宁德亚·森(Anindya Sen,1996)在牛津大学出版的《产业组织学论文集》的导言中认为,“产业组织学的定义可以较宽,包括企业理论、规制、反垄断政策、合同理论以及组织理论的某些内容”。可见,产业经济学的学科范围没有统一的界定,事实上也难以统一定义。一般认为,这门学科是以市场(或产业)这一层次为研究对象,从同一市场中各厂商的关系这一角度来分析厂商行为及其后果的(潘振民,1996)。我觉得,简单地说,产业经济学是以“市场与企业”为研究对象的,是从市场角度研究企业行为,或者说从企业角度研究市场结构。围绕产业经济学发展的主线无非有两条:一是产业内部各企业之间的市场关系,一是单个企业内部的结构与协调。这一点,在主流经济学界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 产业经济学是从微观经济学中分化发展出来的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微观经济学是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两相比较,微观经济学相对侧重基本经济理论,而产业经济学则侧重实际应用。不过,产业经济学虽然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经济学科,但在近年来的发展过程中,它又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成为一门相当理论化的学科(泰勒尔,1988)。 在西方,产业经济学的发展不仅使自己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而且还影响了其他经济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于立等,2000)。例如,规制经济学(regulation economics)就是在产业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些应用性微观经济学科如劳动经济学、国际贸易学、比较经济体制、发展经济学等从产业经济学的发展中受益不少;与产业经济学联系较多的工商管理学科还有公司治理结构、市场营销学、企业战略、国际企业管理以及公司理财学等;近年来,产业经济学的发展甚至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西方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轨迹 如果追根溯源,那么,产业经济学的源头是比较久远的,一直可以追索到马歇尔的经济学说,乃至亚当·斯密的有关劳动分工理论和市场机制的论述(洪银兴,1998)。但是,一般认为,马歇尔开始的新古典经济学说是产业经济学的理论源头。20年代斯拉法(P.Sraffa)、张伯伦(Chamberlin)、琼·罗宾逊(J.Robinson)等提出的“垄断竞争理论”,为以后产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提供了分析的基础,并为产业组织理论向市场结构方向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他们被推为产业组织理论的先驱者。此后,克拉克(J.M.Clark,1940)提出的“有效竞争理论”,对产业经济学的产生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尽管如此,当时产业经济学还处于萌芽状态,真正意义上的产业经济学并未产生。因此,一般论述产业经济学发展历史的论著很少提到以上内容,这是可以理解的。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产业经济学源于美国,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产生于30年代,至今只有大约70年的历史。如果以1970年为界,西方产业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或者说出现了两次高潮。 第一阶段:1930~1970年。以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梅森(E.Mason)和贝恩(J.Bain)为主要代表,形成了著名的“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范式,简称SCP范式。SCP范式源于梅森和30年代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大量吸纳了张伯伦的学术观点。但是明确形成SCP范式体系的却要归功于梅森的学生贝恩在理论方面的创造性工作。30年代,张伯伦和梅森首先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产业组织课程。30年代后期,哈佛大学形成了产业组织研究小组,并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考察了美国主要行业的市场结构情况,并于1939年出版了美国主要产业在1935年的市场集中度资料。40~60年代,哈佛大学成为产业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其中,贝恩成为这方面的学术权威。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1959年贝恩出版的《产业组织论》,它首先提出了“结构——绩效”的范式,是第一本系统论述产业经济学的著作,标志着产业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在随后的20多年间一直被国外大学作为产业经济学的教科书。谢勒(Schever)在1970年出版了《产业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一书,提出了完整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这也是SCP范式发展的第二阶段。总之,这一时期研究的基本脉络是运用案例研究和计量分析来建立和验证SCP范式即“结构——行为——绩效”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这一阶段产业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1958年由海弗里鲍尔(R.Heflebower)和斯托金(G.Stocking)主编的《产业组织与公共政策论文选》中。 哈佛学派SCP范式的形成标志着产业组织理论体系的初步成熟,从这一阶段起,产业经济学就已逐步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理所当然地成为产业经济学的主流学派被人们广泛接受,影响了整个一代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 当然,这一时期,在哈佛学派占据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孕育和存在着其他的产业经济学流派,只是影响有限而已。例如,同在美国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勒1964年所著的《寡头垄断理论》就是从理论到实际与SCP范式不同的另一种研究范式的典范;而且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很有特色的产业经济学流派也很活跃(卡布尔,1994)。 第二阶段:1970年至今。哈佛学派的主流产业经济学理论创立以来,一方面不断获得发展和完善,另一方面也不断受到批评和挑战,这样,产业经济学的发展就分化成了两条主线:一条是代表主流学派、沿着SCP范式继续前进的“新产业组织学”;一条是以芝加哥学派为首的其他非主流产业组织理论的崛起。前者的代表人物有考林(Cowling)、沃特森(Waterson)、鲍莫尔(Baumol)等人;后者以斯蒂格勒、德姆塞茨(Demsetz)、布罗兹恩(Y.Brozen)组成的芝加哥学派为代表。除此之外,还有重要的“后SCP”流派,引人注目的是以科斯(Coase)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由威廉姆森(Williamson)等人发展起来的“新制度经济学”。 这一阶段中,产业经济学在各个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发展的动因主要有:一是哈佛学派的SCP范式主要来自于经验研究、缺乏理论根基的缺陷不断暴露,需要完善;二是以前对产业组织研究不屑一顾的一流经济理论家70年代以后对此问题开始发生兴趣,不断加入研究的行列,弥补了产业组织研究理论性的不足;三是现代博弈论(game theory)方法的运用,成为策略性分析的标准工具,给这一领域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方法论。 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作是1988年泰勒尔出版的《产业组织理论》,它比传统的产业经济学更关注产业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例如企业理论、市场理论、企业间关系,以及合同与组织间关系等问题,是近十年来国外大学最权威的产业经济学教科书。1987年,《产业经济学杂志》以特刊的形式出了一期研究成果选集,汇集了80年代的主要成果。另外,1990年威廉姆森主编出版的《产业组织学论文选》,包含了产业经济学的经典文献、“新产业组织学”的代表作及芝加哥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以来产业经济学又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产业经济学家们重新转向依靠实证研究来解决分歧、填补漏洞和提炼思想,一批新的理论成果大量出现,使人们对市场上和企业中“会发生什么”有了无法比拟的认识。最重要的是,过去截然区分理论研究者与实证研究者的“长城”崩塌了,实证研究者越来越愿意吸纳和利用经济学理论和经济计量学方法的新成果,理论研究者也能更多地接触实际。卡布尔(J.Cable)1994年主编出版的《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一书,全面综述了90年代以来产业经济学领域最新的发展动态和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三、西方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有时甚至会带来革命性的变化。纵观西方产业经济理论,我们发现,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三种:即案例研究、经济计量学和博弈论方法。 案例研究是50年代产业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哈佛学派首先使用和比较推崇的方法,也是后来芝加哥学派常用的方法,由此产生了许多重大的学术成果。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家之所以乐于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是因为丰富的案例研究可能更容易再现产业的因素和行为(泰勒尔,1988)。 经济计量学方法是60年代以后产业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产业经济学转入实证以后主要采用的方法。这一时期,随着在经济计量学方法方面受过良好训练的新一代学者的出现,加上电子计算机和经济计量学软件的普及,利用“结构——绩效”模式进行横断面数据回归分析,一时成为产业组织问题研究的时尚。 博弈论方法主要是70年代以后被广泛采用的新的研究方法。与计量经济学方法不同,它主要适用于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自纽曼和摩根斯坦(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于1944年出版《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的开创性著作以来,博弈论方法便开始应用到经济学研究中来。70年代以后,产业经济学从重视市场结构研究转向重视企业行为研究,而博弈论尤其是非合作博弈理论,则恰恰是处理策略性行为问题的理想方法,因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推崇和广泛的运用。正是由于博弈论方法的应用,使产业经济学成为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学中最激动人心并且最富生机的领域之一。 这三种方法虽然产生于不同的年代,但都是常用的方法,并没有那一种方法过时之说。目前,伴随着理论层次上对博弈论的广泛重视,案例研究方法继续受到青睐,而且其重要性有相对提高,但计量经济学方法中的横断面回归分析近期有所衰落(卡布尔,1994)。近年来出现了很有发展前途的两种实证研究方法:一种是普劳特(Plott)解释并评述的“实验方法”,另一个是时间序列分析,后者80年代得到很大的发展。其中贝叶斯(D.Byers)和皮尔(D.Peel)认为可用于产业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包括经济时间序列的线性和非线性方法、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双线性模型、临界(threshold)自回归和混沌模型等。可以预言,随着有关数据资料的积累,这些分析方法在产业经济学领域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四、西方产业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和观点 (一)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SCP范式 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体系集中表现为“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范式,即SCP范式。所谓“市场结构”,是指在特定的市场中企业间数量、份额、规模上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竞争形式。它是反映产业组织竞争性质和垄断程度的基本要素,主要以进入壁垒、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成本结构、经营多样化等指标来衡量。“市场行为”是指企业在市场竞争和相互博弈中所采取的策略和对策,一般包括产品政策、价格政策、促销策略和并购行为等。“市场绩效”是指产业运行的效率,是企业的市场行为所形成的产业资源配置、技术进步和产业规模经济实现程度等方面所达到的状态,籍此来判断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的优劣。按照哈佛传统,这三个要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单向因果关系:市场结构决定企业的市场行为,企业行为产生市场绩效。SCP范式构成了哈佛学派产业组织理论的主体内容。 早期,梅森对有效竞争进行了研究。他把有效竞争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市场结构寻求有效竞争,即“市场结构基准”;另一类是从市场绩效判断有效竞争,即“市场绩效基准”。这后来成为现代产业组织理论中市场竞争有效性的两大判断准则。 贝恩(1959)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结构——绩效”范式。他认为,判断一个行业是否具有竞争性,应该主要看该行业市场结构是否高度集中,是否实际上由一个或几个寡头控制;另外还要看该行业的进入壁垒如何,是否太高而限制了新厂商的进入。这就是从市场结构推断竞争效果的“结构——绩效”范式。由于贝恩十分强调市场结构对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决定作用,所以当时人们将其称为“结构主义”学派。 谢勒(1970)吸收和发展了贝恩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整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这是SCP范式发展的第二阶段。谢勒认为,市场结构首先决定市场行为,继而市场行为又决定市场绩效。他的贡献在于,在看到市场结构对市场绩效意义的同时,更强调市场行为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对市场行为的具体分析,才能确定市场绩效。 哈佛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具有经验主义的性质,强调经验性的产业研究(泰勒尔,1988);缺少深厚而明确的理论基础,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这是它的特点,也是它经常遭受批评的地方。另外,在政策主张上,该理论赞成政府对产业组织的行为实施干预。 (二)新产业组织理论:SCP范式的修订和补充 70年代起,新产业组织理论出现,其研究产业组织问题具有这样几个特征:在研究方向上,不再强调市场结构,而是突出市场行为,并寻求将产业组织理论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更紧密的结合;在研究方法上,主要运用数学方法以及博弈论建立一系列的理论模型,以此来研究企业行为;对经济福利问题的分析较为深入,有许多独到之处。与谢勒的SCP范式相比,新产业组织理论对企业行为给予特别重视,将市场的初始条件及企业行为看作一种外生变量,而市场结构则被看作内生变量,而且彼此之间不存在反馈线路。这些可视为是对传统的SCP范式的修订和补充。 新产业组织理论将博弈论引入市场行为的分析,从均衡意义上理解企业的市场行为,认为在企业的市场行为中普遍存在着“纳什(J.Nash)均衡”(合作均衡)和非合作均衡,尤其是后者构成了市场行为的核心内容。该理论将市场的初始条件及以纳什均衡为主要特征的企业行为看作一种外生变量,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以下问题:在一个有计划的经济中应该具有的“社会最适度”,即在全社会范围内所有的帕累托有效配置中最佳的一种;当企业数目固定不变时的市场均衡,即价格、产量、投资等内生变量的短期均衡;当企业数目变动时的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的长期均衡;最后,将短期与长期的市场均衡状态与社会最适度比较,以后者为标准衡量市场的优劣状况。 新产业组织理论除了在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上对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有所突破以外,还对一些具体的产业组织问题做了新的探索(洪银兴,1998)。例如将产品差别通过模型进一步细分为垂直产品差别和水平产品差别两种;用库诺特(A.Cournot)的双头垄断模型重新考察了进入壁垒问题,认为已有企业所拥有的优势依赖于它们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且这种能力很大程度上与它们能承受的沉没成本密切相关;用博弈论研究不确定性问题以及不确定条件下厂商的竞争问题;提出了可竞争性理论,对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强调维持市场竞争性的观点给予批评,认为具有较好市场绩效的市场结构未必是存在较多企业的市场,只要已有企业能感到潜在企业进入的压力,并且进入的沉没成本很低或不存在,则这样的市场就是一种可竞争性市场,就能产生良好的市场绩效。 (三)芝加哥学派的产业组织理论:SCP范式的挑战 70年代以后,在新产业组织理论发展的同时,芝加哥学派开始崛起,向传统的SCP范式提出挑战。该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用严格的经济理论进行分析,并强调对各种理论的经验证明(泰勒尔,1988);反对强调“结构——行为——绩效”的单向因果关系,而强调三者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对市场行为持自由放任主义观点,反对政府对产业组织实施干预。 在芝加哥学派中,斯蒂格勒对产业组织理论贡献最大,其主要研究成果和观点有:(1)探索了企业兼并的动因和根源,认为企业兼并的动因并不在于实现规模经济,只要没有显著的规模不经济,兼并仍会发生。因为兼并后形成的大公司具有更大的“市场势力”,能获得垄断利润。在撇开规模经济因素对美国兼并史考察后,他发现,当时资本市场状况和反托拉斯法是刺激或抑制兼并的主要因素。(2)提出了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论述了企业内部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关系,解释了产业内的专业分工和垂直一体化现象。他认为,产业就象人的生命一样是有周期的:在新生期,企业大多是全能企业,分工主要表现为企业的内部分工;随着产业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企业内部分工便会转化为社会分工,各专业化企业会独立承担再生产的某一环节;在衰落期,随着生产规模和市场的缩小,各再生产环节又重返“娘家”,社会分工又转化为企业内部分工。(3)讨论了厂商的最佳规模,认为不能象传统观点那样仅仅以既定技术条件决定的生产成本来确定最佳规模,最佳规模取决于许多难以观察和计量的因素,创造性的提出了“生存者技术”原则来确定最佳的厂商规模:即凡在长期竞争中得以生存的规模都是最佳规模。(4)深入研究了“进入壁垒”问题,传统认为的规模经济、资本需要量、产品差异等进入壁垒因素,在他看来不再构成壁垒,而政府管制是主要的壁垒之一。(5)创立了信息经济学理论,并运用它来解释市场组织问题。认为信息是可以产生收益的,信息的获取是要付出成本的,厂商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中当事人的决策环境是以有限信息为特征的,因此,没有必要把完全信息作为实现竞争的必要条件,只要市场中厂商数目众多,就能达到最佳竞争程度。(6)率先对政府管制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开创了“规制经济学”的先河。他认为,管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过程,而且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政府之所以实行管制,是受一定内在利益驱使的;政府对产业的管制“是一种无效的管制”,管制的副作用可能与所希望的效果是共生的。 在芝加哥学派中,德姆塞茨也对产业组织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他在1973年出版了《市场集中研究》一书,实证研究了获利能力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认为流行的“集中——合谋——垄断——利润”的寡头垄断理论,忽视了实际的和潜在的市场进入问题,并假定在高度集中的市场中现有企业具有获取超额利润的市场支配力,这是不对的。实际上,市场中的获利能力即市场集中关系产生于较高的效率,而不是取决于任何市场支配力或合谋;高利润反映的是优异的经济成效而不是垄断力量的实施。很显然,德姆塞茨的这些观点,是和芝加哥学派历来倡导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完全吻合的。 (四)新制度经济学:“后SCP”流派 新制度经济学是近年来崛起的从制度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的经济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有科斯、诺思(North)、威廉姆森、阿尔钦(Alchian)等人。如果说主流产业组织理论注重产业组织之间关系研究的话,那么,新制度经济学则将研究重点深入到产业组织内部,从企业“黑箱”内部的产权结构、组织结构的变化来分析企业行为,以及它们对市场绩效的影响。例如他们运用交易费用理论说明产业组织的效率来自交易费用的节约,运用产权理论说明市场资源配置的失误在于产权配置的失误,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两权分离对企业动力结构的影响以及建立相应约束机制的途径。新制度经济学为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对产业组织理论的深化起了直接的催化作用。 综上所述,西方产业经济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展成为研究对象明确、内容丰富、拥有自己理论、体系完整、应用性强的相对独立的微观经济学科,成为国际公认的一门经济学课程。无疑,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五、产业经济学在中国的构建 在中国,产业经济学的出现和发展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从研究对象、概念范畴、研究方法到理论体系,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异,需要进行认真的回顾和反思。 我国的学科体系是50年代从前苏联引进的,那时,产业的概念主要是指计划经济中的“行业”、“部门”,例如农业、工业、商业等,学科专业也相应设立了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门类,没有明确的“产业经济学”名称。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这种模式一直延续了好多年。回头来看,这种学科体系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已被证明是极不科学的。 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逐渐有所改变。但是,对中国较早产生影响的却是日本的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经济这一名称首先来源于日本某些学者的著作,与西方不同,他们的研究范围比较宽泛,将产业之间的结构与关联问题(如投入产出关系)等也纳入产业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现在来看,这种做法并不是国际公认的产业经济学。 80年代末期,西方的产业组织理论开始传入中国,翻译和介绍了一批西方主流的产业组织理论,纯正的产业经济学开始在中国出现并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国内一些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一些大学也尝试开设了产业经济学课程。1996年,国务院公布了新的研究生专业学科目录,产业经济学位列其中,标志着这一国际公认的经济学科正式被官方确认。 目前,从国内已经出版的产业经济学论著和教材来看,仍然与国际公认的产业经济学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作以不恰当的比喻,我国的产业经济学可以说是“大杂烩”,甚至有些“不伦不类”,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 ,虽然近年来出现了融合的趋向,但与国际惯例仍有明显的距离,没有实现真正的接轨。那么,中国的产业经济学怎样构建,要不要借鉴国际惯例实现转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有中国的实际情况,但学术研究和学科体系应该统一,这是中国产业经济学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学迈向国际化的必然要求。具体来说,中国产业经济学的构建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对象的界定。目前在我国的产业经济学中,产业的概念仍不明确,继续沿用过时的“行业”“部门”的含义,没有从“市场”的角度来理解;研究重点过于重视产业之间的关联关系,没有深入到产业组织(企业)的内部去;内容过于庞杂,将许多本不属于产业经济学研究范围的内容,例如经济增长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等问题统统纳入研究视野,造成了研究范围的模糊和摇摆不定。我们认为,这是中国产业经济学目前面临并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应该借鉴西方产业经济学理论,对学科范围予以明确,将研究视野转移到产业关系——市场和产业组织——企业上来,从企业角度研究市场,从市场角度研究企业,将超出产业经济学范围本属于其他经济学领域的问题剥离出去,突出学科重点,突出产业经济学自身的“应用性”特点来。 2、研究方法的借鉴。我国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整个经济学界相似,基本上以规范研究、定性研究为主,国际经济学界通行的实证研究、计量研究尚未得到普及。西方产业经济中广泛采用的案例研究方法、最现代的博弈论方法尚未掌握更谈不上在研究中运用。这显然是不行的。产业经济学作为一门最适用计量研究的微观性的应用性经济学科,必须率先实现研究方法的革命,否则放弃最先进的工具不用、仍然坚持“大刀长矛”上阵,中国的产业经济学是无法实现规范发展,无法赶上国际步伐的。 3、学科体系的重构。目前中国的产业经济学学科体系一般包括四大块内容,即产业结构、产业体系、产业组织、产业政策等,偏于“宏观”,表面看来“大而全”,实际上是“假大空”。其实,产业经济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范畴,重点研究微观产业组织问题。从西方产业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来看,虽然不完全一致,但主要体系可以归纳为“一个中心、两条主线、三大块内容”。所谓“一个中心”就是指以产业组织为研究中心;所谓“两条主线”,一条是产业组织之间的关系(市场),一条是产业组织(企业)内部的结构与协调;“三大块”内容则包括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等。因此,我国产业经济学的构建,虽不能完全照搬其理论体系,但应该合理借鉴,按照“科学性”原则,对我国的产业经济学学科体系进行反思、清理和重新设计和构建,使其成为一门逻辑结构合理的、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经济学科。 4、中国特色的保持。我们强调借鉴西方产业经济学的成果和经验,并不是要完全照搬,中国有中国的实际情况,需要实事求是地吸收。很显然,中国处于经济改革和体制转轨的特殊历史时期,产业结构处于调整过程之中,产业组织企业尚不是真正的企业,市场也不象西方那样成熟和完善,产业关系要复杂得多。因此,作为研究“市场与企业”的产业经济学,也不能象西方那样进行假设和计量,而更多的要注意其 “过渡性”和“特殊性”,只有这样,产业经济学才可能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更能体现其“应用性”的特点。另一方面,目前国内的产业经济学研究中也取得了一些优秀的成果,例如关于产业结构、产业政策等问题的研究,这些部分是科学的、合理的,在构建中国的产业经济学体系时应该保留。 参考文献 J·泰勒尔,1988:《产业组织理论》,张维迎总译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文版。 G·斯蒂格勒,1975:《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潘振民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文版。 J·卡布尔(主编),1994:《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于立等译,中国税务出版社、北京腾图电子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 植草益(日):《产业组织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 洪银兴,1998:《赢得市场——市场经济理论的新发展》,中国青年出版社。 李悦(主编),1998:《产业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周振华,1991:《产业政策的经济理论系统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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